家与儒家都会刀下留情,只不过法家往往难以自圆其说,可能最后判个死罪可免、活罪难逃,而儒家则大多从孝道入手给予特赦,然而李郃却提出了一个社会公正,这是东梁君闻所未闻的。
有这个新奇的观点打底,东梁君对这部《墨治法》逐渐产生了兴趣,随后他又被‘尚贤’这一块被惊到了。
前文说过,墨家学说主张的‘尚贤’,其实就是希望各国君主与官员、权贵像曾经的圣人那样无私地照顾百姓,不应将治理国家、治理百姓视为权力,而是应该视为职责与义务。
但迫于各国的抵制,连墨家也不敢明说,可这个李郃倒好,他干脆将这件事给挑明了,明确用‘职责与义务’取代‘权力’,甚至对官员的定位也做了一番阐述:治国教民。
“官不治民,那谁来治?”
小声嘀咕了一句,东梁君就从这部法的前文得出了答案:法来治!
“以民为本、依法治国……”
他喃喃自语。
平心而论,他对儒家提倡的‘以民为本’、法家提倡的‘依法治国’都不陌生,甚至天下各国都在摸索将儒家的‘礼治’与法家的‘法治’相结合,但说真的,儒家所谓的‘礼治’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,根本没有理论,而儒家所谓‘以民为本’,也跟墨家的‘兼爱’一样,都只是对各国的一种美好期望。
可如今,一个尚未弱冠、从未治理过国家的年轻人,却真正将‘以民为本’贯彻到了新法中——连法治公平在必要时都要为社会公正让步,为民意让步,这还不叫以民为本?
不得不说,对比‘兼爱’,李郃所主张的‘尚贤’,给东梁君带来了更大的冲击。
毕竟一直以来,国君、权贵,皆象征着权力与荣耀,但李郃却较墨家学说更为激进,认为是一种责任,对国家的责任,对百姓的责任,哪怕是东梁君,一时半会也有点难以消化。
忽然间,他联想到了当初榭亭之议时,李郃曾强硬地对梁姬说出‘若死便葬于少梁’那句话。
当时他气得恨不得宰了这小子,可如今细细琢磨他才逐渐意识到,他们这些人所说的‘国’,与那小子所说的‘国’,可能并不是同一种存在。
那小子所说的‘国’,或许是比君主还要重要的,是在他看来不惜要全体君臣、国民去誓死捍卫的。
是故那小子为了捍卫少梁,会迫使梁姬做出‘若死便葬于少梁’的决心,而其自身,也不惜冒九死一生之险,率奇兵在冰天雪地中长奔五百余里,赴秦国国都俘虏秦王。
这样一想,东梁君忽然能理解那小子为何能与墨家钜子一见如故了——因为那两人其实是一类人,都有着异于常人、异于世俗的志向与抱负。
“哼,倒也不坏……”
轻哼一声,东梁继续往下看。
继‘尚贤’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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